□顾成兴

苏舍的包产到户试点和小岗“红手印”签订“分田到户”，都是农村基层大胆改革的探索。客观上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初参照苏联模式，实行“一大二公”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。规模大、公有化程度高。权力过分集中，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，生产中没有责任制，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，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在实践过程中，我们党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探索，针对形势和实际作出一系列决策和部署。1953年4月1日，中央专门发布《当前农村工作指南》，提出要“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。”1959年4月29日，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，毛泽东就包产、密植、节约粮食、播种面积要多、机械化、讲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、地、县、公社、队、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《党内通信》。关于讲真话问题，毛泽东说：“包产能包多少，就讲能包多少”“收获多少，就讲多少”“各项增产措施，实行八字宪法，每项都不可讲假话”“爱讲假话的人，一害人民，二害自己。”他还说：“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。上面‘一吹二压三许愿’使下面很难办”。1961年3月，中央制定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共十章60条，全面、具体、细致地解决了当时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平均主义分配问题。1962年9月27日，党的八届十次会议通过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，适当调整原来的内容，要求取消供给制，解散公共食堂。

苏舍的包产到户试点，是在人民公社立足未稳，三年困难时期初期，大跃进、大办公共食堂，粮食奇缺，人们常常处于饿肚皮状况下，基层干部研究思考的动议。苏舍的干部当做一项工作要求和任务来落实，农户们则是响应干部的动员和号召积极行动。这样的试点与彼时的形势显然格格不入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刚刚完成，人民公社建立还不满一年，大跃进正掀起高潮，就当年主流认识而言，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种倒退。人民公社初露端倪，它的走向、发展、趋势，人们还说不出子丑寅卯来，也预见不到它的成效和结果。然而，人民公社得到中央的肯定，人民公社化是中央的重要决策。1958年8月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》指出：在目前形势下，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、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，是指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，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。因而，苏舍的试点在政治上有违中央精神。江苏省委《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》最后强调的一点就是：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，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。集体劳动还是分散劳动，“三包”到哪一级等等，这些都是涉及到生产关系的重大问题。认识是随着实践而成长的，思想是在不断探索中丰富的，理论是在经验积累中提升的，政治是在风雨历练中成熟的。时代的局限性，注定了苏舍“包产到户”试点的夭折。

小岗的“大包干”是生逢其时的，经过大跃进的曲折、文化大革命的折腾、人民公社20年的徘徊不前，人们的认识逐渐清晰。“四人帮”粉碎、文化大革命结束、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社会主义建设方向，大局稳定、政治安定。“两个凡是”叫停、真理标准大讨论，在理论上正本清源。全国实行的生产队分组联产责任制，在实践上已经向前迈出了小小一步。某种程度上，农民对于“大包干”的愿望和想法久已孕育、普遍存在，苏舍村的试点是一个天真的流露，小岗的“红手印”是对蓄积在亿万人民心中巨大能量的引爆。

（七）